山东蓬莱古船博物馆馆藏的元明时期古船
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独木舟
编者按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海洋观念的萌芽，首先表现在对海洋具有“行舟楫之便”与“兴渔盐之利”特点的基本认识之上。这种认识随着生产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舟船文明。2019年7月11日是中国第15个航海日，主题是“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”。为纪念这个中国航海人的节日，本版特刊发此文，钩沉海船文化，探轶古代航运。
刳木为舟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在我国各地考古发掘中，先后出土的独木舟已达几十艘之多。20世纪70年代，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，就出土了一副木桨。一般认为，船的发明比桨的出现要早，因此有桨必定有船。经考古证明，中国最迟在约7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独木舟。
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艘长11米、宽0.9米的古老独木舟，是1958年江苏武进县民工挖河道时发掘出土的。据考古测定，该独木舟是在6000年前制成的。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，也都有木桨出土，说明当时独木舟已成为浙江地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。
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，还曾发现过几个“舟”字的象形文字。文字学家们分析称，这些商代的“舟”字已是左右对称、平底方形、首尾略向上翘并有着横梁和隔舱结构的木板船。英国人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一书中评价道，从甲骨文中“舟”字的复杂程度看，当时的船已不是欧洲人想象的用一个船头柱、船艉柱连接龙骨组成的，而是带有艉板、舱壁及方端结构的船。换句话说，即帆船的原型。
在商代的饕餮纹鼎铭文中有一个象形会意的“荡”字。该字形描绘了一个人撑船，一个人肩挑贝币或货物乘在木板船上，表示“行舟楫之便“的航海之利。它形象地反映了木板船出现后，原始的海上实践活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。由此可见，商代的人类社会随着木板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，对“行舟楫之便”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上古时代那种漫无目的、单纯追寻生活资料的水平之上，而是将航海活动与商品交换活动联系在一起。中华民族最初“兴渔盐之利”的海洋观念也许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，驱动着人们进一步走向海洋、征服海洋。
四大海船
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巨大成就在若干领域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。至明清时期，按广义和传统的功能分类，中国海船形成了福船、广船、沙船、鸟船四大船型。
福船亦称“大福船”，是一种尖底海船，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，是福建和浙江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。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宝船、马船、粮船、坐船和战船大多为福船。
广船起源于春秋时期或更早期，产于广东，建造地在广东省和海南省，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续航能力。
沙船是一种平底、方头、方艄的海船，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船型，为北方海区航行的主要海船。因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，所以被命名“沙船”。
鸟船船头似鸟嘴，故称“鸟船”，又称“浙船”。沿海一带的古代浙江人认为，是鸟衔来稻谷种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鱼米之乡，所以把船头做成鸟嘴状。
当时，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工艺在中国最为典型的四大古船上都有使用。比如最典型的鸟船水密隔舱技术，明代制造的远洋航船上一般都有应用。水密隔舱可用来放货物，还能提高船的安全性能。当其中一个舱进水时，由于其他舱位是密封的，所以船只不会下沉。该技术堪称中华民族乃至人类航海史上的巅峰之作。
闽舟为上
古代福州造船业的崛起有赖于汉魏时期与南海诸国的频繁往来。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《后汉书·郑弘传》记载：“旧交趾七郡，贡献转运，皆从东冶汛海而至。” 东冶即福州。
隋唐以来，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兴起，福州成为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港口，也是当时福建的造船中心。在疍家航海技术与汉人手工艺结合的基础上，闽人造出了适于远洋的大船。宋朝时期，社会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，给南方航海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据徐梦莘编著的宋代史学名著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载南宋初年名相吕颐浩文称：“南方木性与水相宜，故海舟以福建为上，广东船次之，温、明船又次之。”从自然资源来看，闽浙粤三省多山区，盛产木材，其中又以生长在福建山区的杉木、松木、樟木、梨木等最适宜造船，加之南方手工业发达，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海船制造。
宋元时期，福船成为开展海外贸易的主要船型。马可·波罗于公元1291年奉元世祖之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出嫁给波斯国王，就是从福建泉州港起航。马可·波罗称：“各有船房五六十所，商人皆处其中，颇觉宽舒。”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主要采用的也是适于远洋航行的福船，之后更以福船为主要战船。
华夏先民们乘着舟船勇猛地划向海洋，开启了海洋文明。千百年来，随着造船术、航海术的不断进步，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舟船文化，唤醒了拥抱海洋的开放意识。（张向冰）
责编：姚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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